据考证,中国官员戴官帽始于东晋。咸和九年时,成帝让在宫廷中做事的官员戴一种黑纱制成的帽子,叫“乌纱帽”。后来,帽子的款式有所创新,并在民间流行起来。乌纱帽成为官员专用的帽子并作为官员的代称,则是在洪武三年(公元1370年)。太祖朱元璋规定:“凡常朝视事,以乌纱帽、团领衫、束带为公服。”从此,乌纱帽成为只有当官的才能戴的帽子,平民百姓就不能问津了。今天舞台上的传统戏剧,尤其是京戏,演员们穿的多是明装,通过看戏我们可以见到明朝官员们戴乌纱帽的样子。乌纱帽两侧伸出两只帽翅,这是从宋初开始逐渐加上的,目的是防止官员们上朝站班时互相交头接耳。到了清朝,乌纱帽虽然不再戴,可它还是人们称呼官员的代名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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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,我们虽然不太听到有“乌纱帽”的说法,官员们的着装也没有与众不同,但那无形的官帽还是存在的。而且,戴官帽的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加。一个部门,可能处室不过三五个,但领导可能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,如果再算上退下来的巡视员,待转正的助理,那队伍就更加庞大了。河南有一个县,单单县长助理就有十多个,后来被媒体曝光。有人说,这在当地还是普遍现象。你说,这样搞法,官员的队伍还能不庞大吗?有人对为什么机构越改越膨胀、官员越裁越增多不理解,甚至提出把一些职能相同或相近的部门加以合并的建议,其实是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的表现。在中国,不是事情没有人做了,错,是有人没有事情做了。谁?官员也。他们都戴着官帽,那是不能随便动的圣物,搞得不好,是要出大乱子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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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帽是个好东西。它的神奇之处在于,你一旦戴上它,神也来了,气也来了,水平也莫名其妙地会提高好几倍,甚至几十倍、几百倍以至无穷大。就象踏上阿拉伯神毯一样,官帽一戴上,立马就换了一个人,过去不敢想、不能干的事都可以不在话下。挥挥手,白云飘飘;跺跺脚,地动山摇。那个感觉,真好!这么好的东西,谁戴上还愿意摘下来呀。所以,只能用大的去换小的,还不能倒过来,以小的去换大的。再想想,这其实也符合官员脑袋生长发育的规律。你硬来乱摘官帽,那还不把官员们的头都给搞破了?好在,官帽还有个通用性强的特性,从科学到艺术,从理论研究到实际操作,只要你够上某一级别,戴上那一级官帽,都可以平级调动,不需要顾虑什么适应不适应的问题。因此,省去了好多麻烦。$ U4 H- {( _! D
, j% S: e# U2 n2 P既然官帽有如此神奇的功能,趋之者当然众多。要满足所有人的愿望,那是不现实的。于是,就产生了官帽的分配问题。对此,社会上很早就有一种说法:年龄是个宝,文凭不可少,能力作参考,关系最重要。这一说法可谓人人皆知,已经流行了二十余年,至今尚未有新的说法来取代,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。7 L$ I. u5 Q. _, c* v6 C# 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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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年龄确实是个宝。这是上帝给予每个人特有的资本,你大一岁、小一岁都不行。不要说是一岁,如果遇到两个旗鼓相当的人竞争,有时候就是大一月、大一天都是一个问题。不是吗?就为了这区区的一点时间差,有的人还能安坐现职的宝座,有的人却只能退居二线。这好象很不公平。但如果不一刀切,哪个肯让呀?!因为年龄问题,乡镇一级的官员一过四十岁,县区一级官员一过五十岁,除了极个别的,都不要再做提拔的美梦了。也就是说,官帽到此已经大到顶了。你说,这年龄重要不重要?再重要也没有了。所以,列为第一,奉为至宝。. _. i' V+ ^& m, l4 S' G+ c
$ q: f/ g3 v, y7 ]9 N1 J----文凭实在不可少。你有知识、有能力、有水平,谁知道呀?有什么凭据呢?文凭,那是可以表明你知识多的一个法码,证明你能力强的一个标尺,证实你水平高的一个标志,能少得了它吗?于是,在知识化、专业化和学习型干部的旗号下,官员们争相求知求学求文凭,你复旦本科生,我北大硕士生,他清华博士生,一个个学富五车,满腹经纶,仕途成了学府,官员成了学者。其实,除了正规的全日制学习外,通过函授、培训得来的学位,多半是假冒伪劣产品。你想,那些官员白天忙于开会,晚上忙于应酬,上上下下、内内外外,本职工作已经忙得焦头烂额,哪有时间、哪有心情来读什么硕士、博士?无非是为了进步,一定要混个高级文凭而已。搞不好,那些作业和论文,都是秘书和写手代笔的。甚至,象胡长青,干脆就搞个假文凭来应付,也不照样当了副省长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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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 G! P/ w0 I. h----能力还要作参考。能力没有,那上级叫你干什么,你什么都不能干,扶不起的刘阿斗,那是绝对不行的。毕竟,工作还是要有人干的。所以,我们不用去怀疑官员们的能力,无非是大小而已,对路不对路而已。说实在话,一个能把乡镇治理得很好的干部,只要你给他机会,让他当县长、市长甚至省长,也不一定吃不消。中国有的是能人,关键是让不让你干。9 W- Q" h; @ U0 ~9 ]5 g) 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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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关系真的最重要。关系的作用,往住在那么一个特别的机会,如果在几人相争的情况下,一个有关系的人,很可能容易脱颖而出。这也不难理解。中国有句古语,叫知人善任。我知道你、了解你、相信你,我才敢于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办,把重要的位置让给你去坐。我对你一点印象也没有,能这么放心地让你戴上个大官帽?况且,我用了你,那你就是我的人了,我的人越多,我干起事来顺手,就越能上下联动,不但你我双赢,而且可以团结一致,无往而不胜。于国于民、于公于私都有利,这是多好的事情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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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 m# j/ u: B$ w5 I4 u4 z除上述四项基本原则外,要戴官帽,你还要有资格的积累。象蜗牛爬树一样,逐级上升,日积月累,积土成山,积水成河,最终得道成仙,赢得或换得官帽。因此,你还要有熬的本事。中国自古就有十年媳妇熬成婆之说。这个熬字可不容易啊,不能多说一句话,不能多走一步路,低眉顺眼,百般驯服,紧跟照办,然后才能修成正果。那个副统帅,本来已经钦定为接班人,并已写入了党章。可他就是等不及嘛,篡党夺权,结果摔死在温都尔汗,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,成为了历史的罪人。历史的教训,多么深刻呀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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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帽当然是由组织配发的。但这是公开的部分,其实在私底下,掌握官帽的人愿意给谁戴官帽,给他戴多大的官帽,都是极有讲究的。象黑龙江的马德和他的上司韩桂芝,都是官帽销售公司的董事长,按质论价,现钞现卖,那个滋味真是好啊。报纸上曾经曝光过一个县,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给县委书记送过大礼。少则几万,多则十几万、几十万,使他在那个国家级贫困县里一夜暴富。这事放在古代,也是令古人自愧不如的。虽然,卖官一事在中国早就存在,朝庭也曾用乌纱帽来换白银子,但象该书记那样全方位、大规模、深层次开发官帽资源,古人也是没有想到过的。确实是日新月异,与时俱进啊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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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帽,当然也有虚实之分。发官帽,主要是为了叫你办事。但有时,由于招商引资的需要,也给一些大老板发些人大副主任、政协副主席之类的官帽。有时,为了使某个实权单位的领导让个位子,就给他戴一顶大一号的官帽,让他到务虚单位去当个副职。有时,这官帽的分配不是为了落实责任,而是为了落实待遇;不是为了工作的需要,而是为了平衡的需要。如此一来,这官帽的颜色和味道就变了。当官帽分配成为一种手段,戴官帽成为一种待遇时,那官帽的需求量是永远也跟不上供应量的,官帽成为稀缺资源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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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D" B7 t4 N0 d8 q+ s# W; q既然官帽是稀缺资源,戴上的人不愿摘下,那我们对那些辞官下海的官员就不能不致以敬意。他们这一走,不但自己发了财,也为组织部门安排干部让出了位子。这是一件大好事,可喜可贺,可慨可叹。但最近上面也发现,有些人在交出官帽前,已经挖好了地洞,留出了后路,因此又作出了一些防止期权兑现的规定。看来,这官帽上交后也是要验收一番的。那些三十年工龄一到就办理退休手续的官员,也是值得表扬的。即使是那些不慎误入歧途被摘去官帽的所谓fubai分子,也不是一无是处的。至少,他们把官帽奉献出来了,按照一顶可以带动五顶的官帽移动规律,那该解决了组织部门多少难题呀!何况,他们还为纪律检查部门提供了诸多的反面教材,这,又是一笔财富呢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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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○七年十月十三日下午二时五十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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